斯托科尔斯探讨了班农对威廉·施特劳斯、尼尔·豪、纳西姆·塔勒布、柯蒂斯·雅文和迈克尔·安东等作家的钦佩。用 Politico 记者的话来说，这些作家都“认为技术官僚让西方文明走上了下坡路，只有对体系进行冲击才能扭转其衰落。”如果这是班农阅读和制定议程的共同特点，那么很可能也是吸引他阅读埃沃拉的原因。埃沃拉引用了大量宗教传统来论证西方社会正在衰落，并声称自由现代性的兴起与印度教所说的“卡利时代”或黑暗时代相吻合——这是四个时代周期中的最后一个，在这个周期中，精神性被物质主义取代，以前有序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瓦解为平等的社会混乱。埃沃拉最终接受了这种历史观念所固有的宿命论，他预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卡利时 游戏数据 代的毁灭，而卡利时代的完全实现将给自由主义带来一场火热的终结，并将时间周期重置为黄金时代。然而，在早年，埃沃拉相信社会可以通过意志和勤奋来对抗这种周期；他支持法西斯主义，希望它的军国主义理想和美学标志着对自由价值观的退却，并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够充满精神内涵，让社会回归美德和正义。
这听起来更像我们即将认识的班农。他对埃沃拉的提及非但没有带来新的观点，反而加深了人们已有的印象。这进一步表明，班农对西方社会抱有末日观，并有彻底变革的意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不禁要问，他的行动主义是老埃沃拉的行动主义——一种宿命论的、反行动主义——还是年轻埃沃拉的行动主义；一个以不顾一切的乐观态度与时间抗争的人。